朱邦芬:黃昆先生之風

  

  作者:朱邦芬,凝聚態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出處:《物理》2019年第8期

  2019年9月2日是黃昆先生百年誕辰。黃先生離開我們已有14年了。

  黃昆194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物理系,1944年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獲碩士學位(導師吳大猷),1948年在英國布列斯托爾大學物理系獲博士學位(導師莫特),之后任英國利物浦大學理論物理系ICI博士后研究員,并有一半時間訪問愛丁堡大學玻恩教授,與他合著了《晶格動力學理論》。1951年黃昆回國,先后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固體物理教研室主任、北大復旦等五校聯合舉辦的半導體專門化教研室主任、北大物理系副主任。黃昆1955年被遴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1977年起任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曾先后當選瑞典皇家科學院國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IUPAP半導體分會委員、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

  《左傳》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目標,翻譯成今天的語言是:做人要成為道德的楷模,做事要有益于國家和人民,做學問要有所發現有所創造,其中人格高尚是第一位的。我曾在多次演講中介紹過黃昆先生的科學研究和治學精神,今天先簡單回顧黃昆最主要的學術貢獻及治學之道,再簡述他為中國科技與教育發展立下的功勞,最后著重談談他的為人,以此紀念黃昆先生百年誕辰。

  做學問

  黃昆科研有兩個活躍期。一是在英國的6年(1946—1951) 。期間最重要的科學貢獻包括:(1)提出雜質和缺陷引起晶體中的X光漫散射的理論,后來經實驗證實,被稱為“黃散射”,或“ 黃漫散射”;(2) 理論上為電子氣屏蔽的“Friedel 振蕩”打下基礎;(3)提出一對唯像方程描述長波長極限時極性晶體中光學聲子位移、宏觀電場與電極化強度三個物理量的關系,被命名為“黃方程”或“玻恩—黃方程”;(4)提出晶體中的電磁波與晶格振動格波的橫波會互相耦合,形成新的本征模式——聲子極化激元,一種新的元激發;(5)建立在晶格弛豫基礎上的多聲子光躍遷與無輻射躍遷理論——“ 黃—Rhys 理論”(Rhys 即黃昆夫人,中文名李愛扶),成為固體雜質缺陷束縛電子態躍遷理論的基石;(6)與玻恩共同撰寫《晶格動力學理論》專著。這些成就,使他成為國際固體物理學界和晶格動力學領域的一位領頭科學家。1977年至1990年黃昆迎來了研究生涯的第二個高峰。主要成果有:(1)統一了3種不同的理論模型,解決了多聲子無輻射躍遷理論的疑難問題;(2)建立了半導體超晶格光學聲子的“黃—朱模型”。

  上述黃昆8項主要的科學貢獻,除X光漫散射理論和“Friedel振蕩”外,都與量子化的晶格振動格波,即與聲子有關,主要研究對象是聲子和聲子參與的固體光學或電學等物理過程。即使X光漫散射理論,也與晶格的非完整性有關。因此,黃昆曾多次談起,他一生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聲子物理。毫無疑問,玻恩是晶格動力學的奠基人,但是在用量子力學重新系統闡述晶格動力學理論方面,在進一步研究聲子參與的固體中各種物理過程,在聲子物理學科的開拓方面,黃昆是國際最主要的開創人之一。為此,我曾用“聲子物理第一人”作為黃昆傳(國家最高獎獲得人叢書之一)的書名,得到黃先生的認可。

  黃昆在60年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生涯中形成了極具鮮明特色的個人風格。黃昆的治學,如同他的為人,樸實、低調。他的名言,“學習知識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應當與自己駕馭知識的能力相匹配”,充分體現了他的實事求是和樸實的風格。黃昆把自己一輩子的科學研究經驗歸結為“三個善于”,即要“善于發現和提出問題,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決問題,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義的結論”,發人深省。

  做事

  黃昆一生做了兩件大事。

  其一,黃昆是公認的我國固體物理和半導體物理兩個學科的開創人之一,特別是新中國半導體科學技術開創人之一。他參與制定了中國12年科學發展規劃(1956—1967年),為重點發展我國半導體事業提出了具體規劃及實施的緊急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措施是要盡快培養半導體專門人才。之后不久教育部決定,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北人民大學(1958年改名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的有關教師,四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從1956年暑假起集中到北京大學,開辦我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還包括南開大學及清華大學本科生和旁聽生20名)。專門化培訓班由黃昆任主任,復旦大學謝希德任副主任,集中在一起的教師近30人。兩年內,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建設了一系列從理論到實驗的半導體專業課程,培養的二百余名學生,成為我國半導體事業的“黃埔一期”。1977年11月,在鄧小平的直接干預下,黃昆從北京大學調入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擔任了6年所長,而后一直是名譽所長,他對提升半導體所的學術水準有著突出的貢獻。黃昆是一位有遠見的半導體物理的學術帶頭人。他很早就覺察到,半導體超晶格微結構作為半導體物理、材料與器件三者結合點,有可能成為半導體科學技術一個重大的發展, 為此他團結全國相關力量,領頭籌建超晶格微結構國家重點實驗室,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在這個新興領域研究工作的開展。

  雖然自己不研制半導體芯片,黃昆對我國半導體微電子產業的歷程認真作了反思。除國內政治干擾和西方國家技術封鎖等原因外,除國內多部門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投資分散強度低、基礎材料、工藝水平不過關、不重視產品的成品率和開拓市場等管理問題外,黃昆總結出一條教訓:越是國家重視的學科,該學科的基礎科學研究反而越容易受到沖擊。1950年代的金屬、1960年代的半導體,都是國家十分重視的學科。中國科學院集中全國精兵強將分別成立了金屬研究所與半導體研究所,為國家的“以鋼為綱”和“電子技術革命”戰略打基礎。但是回過頭來看,由于急功近利,作為學科基礎的金屬物理與半導體物理的研究,相對而言,長期以來卻是受沖擊最大的學科。這是因為,對于完成國家指令性任務,物理研究往往“遠水解不了近渴”,而政治運動來了以后卻常常首當其沖,動輒就被扣上一頂“脫離實際”的帽子。這樣,剛起步時我們和國外研究水準相差不多,但由于不重視自己原創性的基礎研究和開發研究,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導致差距越來越大。在急功近利的今天,黃昆總結的這一規律值得我們引以為訓。

  黃昆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長期在第一線從事物理教學,為一代又一代物理學人才的培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诮逃菄铱茖W技術騰飛的基礎,黃昆始終認為,在中國培養一支科技隊伍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個人在學術上的成就。在北京大學那些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普通物理、固體物理、固體理論、半導體物理等課程的教學工作上。1978年初,黃昆任半導體所所長不久,每星期抽半天系統地為大家講授現代半導體理論,幫助全所科研人員在大學本科所學的半導體物理和研究一線所需的半導體物理之間搭起一座橋梁,一連講了10個月。黃昆把教學當作科學研究,精心鉆研教學內容和方法。他講課概念清晰,深入淺出,是有口皆碑的教學名師。

  做人

  愛因斯坦在《悼念瑪麗·居里》的演講說:“在像居里夫人這樣一位崇高人物結束她的一生的時候,我們不要僅僅滿足于回憶她的工作成果對人類已經做出的貢獻。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許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我幸運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摯的友誼。我對她的人格的偉大愈來愈感到欽佩。她的堅強,她的意志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難得地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她在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仆,她的極端謙虛,永遠不給自滿留下任何余地。

  我認為,把這兩段話用于黃昆先生,也是完全合適的。我和黃昆先生在同一個辦公室達15年之久,幾乎每天都跟他討論問題,無拘無束,有幸成為世上受他教誨最多的一個人。黃昆先生生前,我撰寫過他的小傳,參與編過他的70壽辰紀念文集 和紀念85壽辰的“黃昆文集”,編過他的“Selected Papers with Commentary”。黃先生逝世后我也寫過若干文章,包括評論他的經典著作,回憶他的教書育人,也曾就他1947年給楊振寧先生一封長信寫過感想。離開黃先生越久,我越欽佩他的意志純潔、公正不阿、珍惜國家科研經費、極端謙虛、學風純正、嚴于律己、在任何時候的公仆意識,而所有這一切都難得地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這些品質尤為我國科教界當前所欠缺和急需的。

  1、意志純潔

  黃昆在1947年給摯友楊振寧寫了一封長信。當時楊振寧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實驗做得很不順利,而原來自視甚高的他產生了disillusion的感覺。黃昆的信主要是鼓勵楊振寧,說“successfully組織一個真正獨立的物理中心在你的重要性應該比得一個Nobel Prize還高”,信中還有一句話:“devotion to the cause 的心也一定要駕于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這實際上也是黃昆的信念和自勉。

  在信中黃昆探討了當時他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回國,還是暫不回國?一方面,“看國內如今糟亂的情形,回去研究自然受影響,一介書生又顯然不足有挽于政局”;另一方面,“如果在國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違良心。我們衷心還是覺得,中國有我們和沒有我們,makes a difference”。這是一句可以與王淦昌先生“我愿以身許國”和彭桓武先生“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相媲美的名言,反映了中國老一代科學家救亡強國的精神。有此“一般維持思想的力量”,才使得他們區別于來自其他殖民地國家的留學生,才不等同于“高級技師”。這封信很有深意,充分反映了黃昆的獻身精神、意志之純潔和堅定。

  事實上,黃昆也是這樣做的。黃昆1951年底回國后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一直到“文革”結束,基本上沒有繼續從事他原先在英國開展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在獲得國家最高科技成就獎后,媒體記者經常問他的一個問題是:“你沒把研究工作長期搞下來,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黃昆并不贊同這一說法,“因為回國后全力以赴搞教學工作,是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是一個服從國家大局的問題?!?他還說,他是把教學當成科研來鉆研,在教學中研究了很多問題,自己在教學中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黃昆帶出了一大批學生,他們成為了中國半導體和其他科學技術領域的重要骨干,他覺得自己教學的貢獻并不比做科研的貢獻來得小。其實,許多老一輩科學家當年回國也都抱著獻身事業的雄心,如葉企孫“謀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中國學術獨立”,華羅庚、錢三強等回國也旨在為中國數學、核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基礎,盡管對個人的科研成就帶來一些影響。

  2、公正不阿

  目前,國內科學技術界強調競爭,這對擇優支持有積極意義。但是,一種不好的風氣也在蔓延。許多學界領袖,包括眾多院士、大學校長、研究所所長,過多地考慮本單位和本人所在的研究領域的利益,常置大局不顧,很少從全國科學技術各個領域的平衡發展而考慮問題。黃昆總是從全局利益和學科合理的布局出發來考慮問題,從不為本單位、本部門謀取不合理的科研經費和設備,不為自己熟悉的人爭取不恰當的利益。他曾說,跟他關系越密切的單位,跟他關系越密切的個人要吃點虧,因為他首先要考慮那些他不熟悉的領域和個人。夏建白是黃昆的研究生,又是半導體研究所理論研究組的組長,他曾向老師抱怨,國家攀登計劃中,理論組分到的錢太少了,而理論組的貢獻最大,然而這并不起什么作用。黃昆曾擔任國家“八五”攀登項目的首席專家,他匯集全國所有從事半導體超晶格微結構研究的單位和個人,共謀發展,公平分配研究經費,而不是半導體所一家獨大。今天我們特別需要這種境界。

  黃昆評價一個人難免會有偏差,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bias。但是,他不以被評人與自己關系親疏為轉移,盡可能公平,絲毫沒有國內某些人的門戶之見,不為本單位、小團體爭利益。他很少給人寫推薦信,一旦要寫,他都親自動筆,意見盡可能客觀,既不夸大,也不蓄意貶低。20世紀80年代,經常有人請黃昆評獎,審查書稿,審閱研究生論文,后來發現,黃昆的評審意見總是不留情面,于是請他的人越來越少了。曾有一位北京大學研究生在博士論文中,對自己工作在學術上的意義吹得過高,黃昆毫不留情地在評審意見上指出這是學風問題,并很不客氣地寫道,導師應引起注意,加強對學生教育。北大是黃昆長期工作的地方,盡管他對北大很有感情,但愛之愈深,責之愈嚴。

  3、珍惜科學研究經費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黃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特別珍惜國家的科學研究經費。他這輩子只申請過一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那是1986年從半導體所長位置退下來以后,他帶領理論組11位研究人員,申請一個面上項目(為期3年),共2萬塊錢。這項基金項目完成得極好,出了多項有重要國際影響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在半導體超晶格微結構這個新興領域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擔任所長期間,由于國家重視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制,下撥到研究所的經費比較多。每當國家科委下撥大筆經費到半導體所時,他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實”(這四個字是黃昆自己寫的)。盡管這些經費不是黃昆自己用,而是研制器件和材料的研究室用,但他唯恐經費用得不合適,沒做出預定的成果,浪費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的血汗錢。他經常說,“基礎研究,也應算一算投入產出, 算一算為這篇研究論文所花的錢值不值”?,F在有的人明知道自己的項目在學術上或在應用上都沒有太大意義,不值得國家投入大筆經費,卻以“不要問基礎研究有什么用”為借口,宣揚“錢花在科研上,不管怎么花,總比貪官貪污要好”,千方百計套取國家的經費,攤子鋪得很大,以量取勝。我想黃先生如果還在,絕不會贊同這種做法。當年他特別欣賞實驗人員在自己獨特想法的基礎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地搭建實驗裝置,再做出有原創性的研究成果。他對有些人只是依靠進口昂貴的“洋設備”,做些測量工作,很不以為然。他的一個樸素的信念是“做基礎研究,花了錢就應該相應地在科學上作出貢獻?!庇械娜税褔业腻X不當錢,大手大腳浪費國家的科研經費,而對自己腰包里的錢精打細算;黃昆恰恰相反,特別珍惜國家的經費,對自己的錢卻不太在乎。

  4、極端謙虛

  黃昆得了國家最高科技獎以后,面對一些媒體的采訪,他經常說“我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工作者,沒有什么神奇和驚人的地方?!彼终f“我這一路走過來非常幸運,每個時期都是有著機遇,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總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來做點有用的工作?!奔词乖?951年至1977年期間,他在北大幾乎沒有從事科研的機會,但是他覺得自己在教學中培養了一批人才,同樣能把個人的才能發揮出來,也是命運給他的機遇。

  黃昆的謙虛常捎帶一點兒俏皮和自嘲。例如,回顧求學生涯,黃昆多次說到自己的中文不夠好,耽誤了很多事情:“我的語文基礎沒有打好,多少年來,在各個時期,各種場合都給我帶來不小的牽累(從早年的考試到以后的寫作,以至講話發言)。近年來,不少場合要你講點話或是讓你題詞,我只能極力推辭,而主持人則很難諒解。這總使我想起中學語文老師出了題我覺得無話可說的窘況?!逼鋵?,黃昆雖然稱不上演說家,但除非念稿子,他的講話言之有物,沒有八股味,而且很幽默;而他的中文文章雖短于抒情和描寫,有時會帶一些英文句式結構的痕跡,但條理清楚,論證嚴密,非常注意句子之間、段落之間和上下文之間的邏輯關系,句式表達十分有力,具有科技論文的典型風格。他偶爾對個別字的寫法拿不準,自嘲為“容易接受菜場和食堂的新發明的簡體字”。

  5、學風純正

  黃昆在學術誠信方面為我們樹立了高標準的典范。他不僅不爭個人名利,而且有些他做出實質性貢獻的成果,只要他覺得自己的貢獻沒有超過一個閾值,他就拒絕署名。

  “多量子阱系統中光學聲子拉曼散射的微觀理論”研究工作,黃昆與我各用一種方法做了推導,兩者結果一致,然后由黃昆撰寫成文,論文一共40多頁,都是黃昆在家中用他的打字機逐字逐句敲出來的。黃昆在撰寫論文時,把我作為第一作者,自己名字放在最后(當時在凝聚態物理研究圈子中并不流行通訊作者的概念),他認為這項研究是由我提出的問題,并做了主要的理論推導。另一方面,鑒于論文主要是黃昆起草的,他也作了主要的理論推導,最后由我投稿時我還是將黃昆先生列為第一作者。

  “超晶格中的光學聲子”這篇文章,是我基于黃昆1950年的“偶極振子”模型開展研究的。研究中我們多次討論,我起草成文后黃昆先生又多次仔細修改我的文章。因此在文章中我把黃先生也列為共同作者,但他認為主要研究是我做的,修改時斷然在自己名字上打了個大叉,拒絕署名。

  20世紀80年代,半導體所有一項科研項目“砷化鎵中氮及氮—氮對束縛激子的壓力行為”,實驗和理論都是在他的倡導和支持下做的,特別是理論研究,主要是他指導研究生做的。這項工作做得比較好,作為1985年半導體所成果上報,獲得了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但是,黃昆自始至終堅持不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獲獎人名錄中。

  黃昆先生一生發表研究論文約40篇左右,但是每篇文章都實實在在解決了某個物理問題,他不贊成“灌水”。20世紀90年代,有的人一年能發表十幾篇論文,他在覺得這些人“了不起”的同時,又對文章的含金量表示懷疑,因為他留英6年全時做研究,共發表了13篇論文,這在當時屬于非常高產,而且他覺得自己是盡了全力的。當然到了21世紀,我們有的人“灌水”就更厲害了!

  黃昆做研究的特點是事必躬親。他做研究不是出個題目讓學生去做,自己參與討論,而是一定要親自動手去做。他體會自己親手做,會不斷有新的想法冒出來。這反映了他的學風純正。

  黃昆做研究不喜歡隨大流,他當所長也有自己的準則和底線。曾經有一段時間,北京的一些機關單位濫發錢物,所里常有人以“別的單位如何如何”勸說黃昆放棄一些原則做法,黃昆對于這種“法不責眾”的隨眾心理和做法很不以為然。在一次所務會議上,一位同志建議應當想辦法為群眾“謀福利”,說“太老實了,要吃虧”,黃昆聽了笑笑說,“還是老實點好,如果一次不老實,將來會有很多次不老實”。

  6、嚴于律己

  黃昆在“文革”以前,由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個人思想傾向,一直比較左。但是他的“左”應該說是出自內心的,更多的表現在對自己要求極其嚴格上。例如,作為1955年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按規定可以定級為“一級教授”,但黃昆主動要求將自己定為“二級教授”,覺得自己與饒毓泰、葉企孫、周培源、王竹溪等老師拿同樣的工資,于心不安?!拔母铩币院?,黃昆政治上有所覺悟,不再那么左了,但律己照樣極嚴。例如,“文革”后補發工資,他把兩萬元全部都交了黨費。黃昆從不領取出國的制裝費和補助費,大量國內外工作信函的郵資全都自己支付,因私事不得不打電話和用車時,必定交費,等等。1984年,黃昆作為“斯諾教授”訪美。他省吃儉用,將外方資助生活費節余的錢購買了一臺全自動幻燈機及調壓器,為半導體所對外學術交流之用。1986年2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固體物理研究所舉辦慶祝弗洛利希80壽辰學術會議,邀請黃昆參加,并提供他500馬克生活費。結果,黃昆把結余的近400馬克買了一臺電子打字機,供所外事同志工作用。

  黃昆不光嚴于律已,而且對他的英裔夫人李愛扶要求也極嚴。按說李愛扶是英國Bristol大學物理本科畢業的,但是她在北大物理系長期擔任普通實驗員。黃昆剛當半導體所所長時,所里亟需一位英語口語教師,有人提議把李愛扶從北大調來,因為她是一位理想的英語教師。但是,黃昆堅決反對親屬在自己領導下工作,認為至少應該避嫌。1987年他應邀去廣州參加第6屆全國半導體物理學術會議。因為李愛扶來中國三十多年幾乎沒有離開過北京,黃昆決定乘開會之際,順便陪她去廣州看看。按說黃昆的旅費由公家報銷,而李愛扶的旅費由自己出,這是律已的做法;但是,黃昆以自己未能自始至終參加會議為理由,他的往返機票費用也完全自付。

  黃昆夫婦生活上特別易于滿足現狀,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人的生活有了根本變化,可是黃昆家的生活沒有與時俱進。家里除了墻上新裝的一個空調、一臺普通的25英吋彩色電視機、一臺老式的組合音響以及許許多多的唱片和錄像帶外,沒有太多現代化的東西。黃昆家是一套70平米小三室的單元房,建于1955年,樓剛剛蓋好,他們就搬進去了,一直住到21世紀。簡單的水泥地磚,沒有任何鋪設。大間房間的面積約18平米,是他們的客廳、臥室兼黃昆的辦公室。房間很擠,放著一張雙人床、兩個簡易沙發、一個油漆早已斑駁脫落的舊寫字臺和兩個小書架。黃昆家中的“自由”空間狹小,每次我去黃先生家里,坐在簡易沙發上時,李先生就坐在黃昆寫字桌旁的椅子上。當客人多于倆人時,他們的床上就得坐人了。有段時間,為了接待幾位留英老同學來家里聚會,他們想方設法,把雙人床的四個腿用木板墊上,木板下面安上滾輪,客人來時,把床推到一邊,騰出待客的地方。當人們問他們為什么仍住在50年代修建的狹小而陳舊的房子中時,李愛扶總用她那略帶英國口音的普通話說:“只要我們住著舒服就行?!彼麄儗︼嬍澈懿恢v究。90年代,李愛扶開始比較注意黃昆的營養,每頓正餐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葷菜常常是燒一鍋紅燒肉,吃上幾天。湯經常是西式的素菜濃湯,把土豆、胡羅卜等用食品加工機攪碎,加上西紅柿等熬湯。醬豆腐是李愛扶吃飯的“保留菜”,菜不夠時就吃醬豆腐。

  7、強烈的“公仆”意識

  1977年黃昆當半導體所所長第一天上任時,被傳達室大爺拒之門外。老大爺盡管知道今天新所長要來,但怎么也想不到眼前這位拎著行李,穿著一身顏色泛白的舊中山裝,騎著30年“高齡”舊自行車的毫不起眼的老頭,就是大名鼎鼎的黃昆。黃昆只得耐心解釋,因為是第一天來所上班,他還沒有從所里領到工作證。半導體所在皇城根時,黃昆與林蘭英、王守武三位所長擠在一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屋子里辦公。每天早上一上班,他們一起拖地,擦桌子,打掃衛生,拿熱水瓶打開水。1986年半導體所搬到林業大學,辦公條件明顯改善,然而黃昆辦公室還是3個人,除了他,還有我和王炳燊(有段時間是湯蕙)(圖8)。當所長時,黃昆中午都在所職工食堂里排隊買飯吃。1986年以后,因身體不好而食堂菜太油膩,他便自己帶飯,到中午,用開水燙一燙冷飯就吃上了。所行政處要為他解決中午蒸飯問題,被他一口謝絕。

  范仲淹用“云山蒼蒼,江山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來贊美嚴子陵。黃昆先生之風,比山高比水長,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今天追思黃昆先生,越發覺得愛因斯坦的“第一流科學家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這句話的深刻,值得我們每位科學工作者把它當作自己的座右銘?!案呱窖鲋?,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們也許達不到黃昆先生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高度,但我們必須認真學習他的精神,特別要學習他的公正不阿、大局觀和全局觀、嚴于律己、當老實人做老實事等品質,這是我們當前最需要繼承的黃昆先生留下的精神遺產。

誦讀人:宋毅 中國科學院朗誦藝術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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