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剛:平凡的老人 睿智的大家——植物分類學家王文采先生傳略

 

作者:胡宗剛 

出處:《生命世界》200609

王文采,植物分類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植物系統學經過近百年的歷程,已享有國際地位,這是因為在中國植物學家中,代代都有大師出現,正是在這些領袖人物的開創和指引之下,才有今日輝煌。胡先、陳煥墉等是第一代領軍人物,創設研究機構、奠定學科基礎、培養學術人才,并與國外同行相交流,改變了中國植物主要由國外學者命名的歷史;秦仁昌、鄭萬鈞等是第二代學者中的佼佼者,創設或修訂分類系統,并得到國際植物學界的廣泛認同和應用;王文采則可謂是第三代中的代表,在前賢成就之上,繼續邁進,參與完成舉世矚目的鴻篇巨制《中國植物志》,主持應用廣泛的《中國高等植物圖鑒》。在半個多世紀的潛心治學中,諸多學術成果的涌現,讓王文采贏得國際聲譽,得到學界廣泛尊崇。今叩探其生平、綜述其業績,不僅是對王文采個人的紀念,更是為后學者傳揚做人與治學的榜樣。

  身世與求學 

  王文采,山東掖縣人,192665日出生于山東濟南。其父曾是一名富商,但由于用人不當,生意失意,損失甚巨,而服毒自盡,其時王文采年僅三歲。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許多喪夫的母親表現得特別偉大。她們含辛茹苦,守寡撫育自己的孩子,盡可能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盼望孩子學業有成,建功立業,光宗耀祖。而這樣的孩子往往也聰明好學,懂事總早于同齡孩子,有些還智力超群,博得神童之譽。縱觀他們成長過程,母親的教誨占有極大作用。此類佳話,流傳甚多,人們也樂于傳頌。王文采也是如此,他說,在濟南第十三小學讀初小時,“了解到母親維持家庭生計的艱難和對我的期望,知道用功讀書”。 

  不久抗戰爆發,1938年日軍占領濟南,王文采時讀四年級,學校已不能開課,為了孩子的學習,母親變賣家產,舉家搬遷至舊都北平(即今日之北京)。王文采在北平居住在北海后門的廠橋五福里,就近考取了廠橋小學,插班念五年級。兩年后小學畢業,考上北平第四中學,其學址就在小學對面在此讀完三年初中,經考試又讀本校高中三年,直到1945年畢業。 

  由于家庭困難,王文采決定報考師范大學,因為該校不要學費,還管吃管住。又向母親承諾,不參加任何學習以外的活動。就這樣進了師大,至于選擇生物系,則純屬是一種隨便的選擇,沒有特別的目的,又沒有任何人可以商量,也不是對生物學有特別的興趣,王文采自謂是“糊里糊涂”。 

  1945年,19歲的王文采步入北京師范大學。在考試時日本還未投降,入學時日本已經投降了。在大學學完普通生物學、植物學、生物化學等課程之后,進入三年級,王文采開始對植物分類學發生興趣,引導者是植物學家林先生。先生教學很有經驗,而且擅長植物科學繪畫,在講課時,左手拿著有代表性的植物標本,一邊講,一邊在黑板上繪出科、屬的重要形態特征,使學生容易了解和記憶,這引起了王文采對這門學科的初步興趣。林是研究菊科的專家,年輕的王文采曾去過林先生的工作室,看到其研究文獻,有許多本,都是自己手書,字跡工整。老師的治學精神,令他油然產生敬佩之情。當時采回的一些標本,還曾請林老予以鑒定定名。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標本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看到幾張當時所繪的植物圖,上面的說明文字有林修改的筆跡,此乃師生之間傳道授業最好的紀念,王文采對此十分珍愛。 

  胡先提攜步入研究大門 

  經過四年的努力,19498月王文采大學畢業,考得第一,被留校任助教。在師范大學生物系,王文采主要任三門課的助教,此外還擔任外系的普通生物學的講授。此時擔任植物分類學的教授已不是林,而是著名植物學家胡先。胡先是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在抗戰之前,就已兼任師范大學植物分類學教授??箲痖_始后,靜生所被日軍占領,他往內地。此時又重返北平,主持靜生所的復員,因而又繼續兼任師大教授。王文采曾偷偷地去聽過胡先的課,只見他拿著講義來回地念,王文采以為比起林的授課,有些遜色。 

  擔任胡先助教的王富全也畢業于師范大學,只是早王文采一年,其對植物分類學亦有造詣,王文采所采回的標本和所繪的植物圖,也常持之請教,彼此甚熟稔。他對王文采研究植物分類學的興趣甚為推許,便把王文采的情況告訴胡先。10月的某一天,王富全告訴王文采說,胡先生找他。王文采便去見胡先,一見面胡先就說:聽說你對分類學有興趣,我要編一部中國植物圖鑒,請你來幫助我。王文采聽后很高興,因為可以去靜生所看標本了。 

  王文采編纂《植物圖鑒》剛剛開展,就遇中國科學院成立,將所接收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合并組成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人員機構的變動,致使王文采的工作也告停止。 

  不久,在胡先的推薦下,王文采調到植物所工作,從而走上真正的學術研究之路。當時在中國尚未有專人研究紫草科,胡先囑王文采研究紫草科,并借給一本由美國哈佛大學格雷標本館資助出版的約翰斯頓所著的關于紫草科專著,此書至今還在王文采辦公室的書架上,書上有胡先的藏書印章。王文采還從事茜草科研究,此類植物主要分布在熱帶,在溫帶只有三個屬,但是很復雜,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侯寬紹先生就是研究此科,可惜逝世的較早。王文采承擔此二項任務之后,才真正開始邁上分類學的道路。 

  參與編寫《中國主要植物圖說》 

  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的政治運動不斷,知識分子受盡折磨,靈魂屢遭拷問,如此惡濁的人文環境,于王文采的性格本是格格不入。所幸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開展的運動中,大多沒有徹底進行;王文采本人也因為年輕,沒有歷史問題,其家庭出身亦無大礙;還因為其生活經歷,所形成其為人處世的方式,故在歷次運動中,皆未受到直接沖擊。對于學問的追尋,在舉世昏昏之時,他卻默默以求。所以只要有研究任務,他總是積極投入,且能承擔,終有今日之成就。 

  1952年思想改造之后,植物分類室主任是汪發纘,副主任是唐進。汪發纘有鑒于1936年賈祖璋所編《中國植物圖鑒》已出版十多版,甚得讀者歡迎,而其作者并不是植物學家,書中的問題不少,然而此類工具書的用途又十分廣泛,因而提出編纂《中國主要植物圖說》,選出5000種。為了農業生產的需要,首先編輯禾本科和豆科,分類室其他工作全都停止,投入到此項工作中來。 

  《中國主要植物圖說》自1955年開始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也很積極,首先出版了汪、唐合編的《豆科》、傅書遐的《蕨類植物》和耿以禮主編的《禾本科》三種。王文采在此項工作中,承擔了豆科的黃華屬、馬胺樹屬、山螞蝗屬等屬,山龍眼科和毛茛科的編寫任務。在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中,他發現了馬胺樹屬一新種(華山馬胺樹),以及山龍眼屬,毛茛科的翠雀屬和鐵線蓮屬的一些新種。后來整理出幾篇論文,刊載于《植物分類學報》。 

  野外采集 

  紛繁的植物種類,大多生長于崇山峻嶺之中,常人的足跡難以到達。故野外考察,采集植物標本是獲得分類學研究材料的主要途徑,而探明中國植物資源,是中國植物分類學家堅持不懈的工作。王文采在大學時代就已品嘗到野外工作的樂趣,進入植物所后,為編寫《河北植物志》,就在河北境內的一些山區采集。我國北方的植物種類遠沒有南方豐富。1953年,王文采參加植物所的廣西調查隊,前往廣西西南部山地考察半年,主要是橡膠宜林和奎寧引種。第一次看到熱帶森林及我國南部豐富復雜的植物區系,王文采大開眼界,興奮不已。1954年,汪發纘提出到江西考察,遂邀廬山植物園參加,王文采于春秋兩季都在江西武功山山區度過。 

  19565月植物所與蘇聯專家組成的植物考察隊,赴云南大圍山。此次考察準備充分,參加人員甚多,因為有三位蘇聯專家,擔任保衛的解放軍就有不少,還配有兩名專做西餐的廚師??疾礻犜诤0?span>1000多米的地方,搭建大本營帳篷,作長期考察的準備。但是進山僅十余日,就遇大雨,且久下不止,吳征鎰只好下令撤退。下山之后,王文采目睹山洪暴發,泥石流沖走半邊山,整個森林頓時消失,此番景象,令他感到了大自然的威力。 

  1958年國家提出大躍進運動,中國科學院也積極響應,所屬各研究所都有躍進目標。植物所提出普查全國野生植物,尋找有用的植物。王文采被派到云南。其時,昆明植物所已經成立,新的大樓也落成。此大樓是1955年蘇聯專家來時看見昆明工作站甚破落,而建議興建。在西雙版納工作時王文采患上惡性瘧疾,人無血色,陷入昏迷,被緊急送到昆明。在昆明的醫院里,怎么治療也不見起色,吃藥都不管用。吳征鎰遂召集昆明植物所的年輕人為王文采獻血,最后選中4人,每人400毫升,共1600毫升,救治了王文采的性命。直到翌年一月,王文采才慢慢下地,重新練習走路。到三月份回北京時,人依然虛弱。 

  以上所舉,僅是王文采研究生涯中,考察行程中的幾次。從中我們可悉,野外工作如同探險,是要冒生命危險的,若沒有熱愛自然之熱情,沒有探索科學之精神,是難以承受這些生死考驗。 

  參與編寫《中國植物志》 

  1959年初王文采自云南患病回到北京,待其痊愈開始工作時,又遇以十年時間完成編纂《中國植物志》的新任務。由于此前參與《中國主要植物圖說》,研究了毛茛科,此時王文采也參與《中國植物志》毛茛科的編寫。其時,主持該科的是南京中山植物園的老先生裴鑒。但是為了向國慶十周年獻禮,需要突擊出版幾卷。不久傅書遐從武漢來北京,協助秦仁昌編纂《中國植物志》第二卷蕨類植物,王文采也協助其事。之后,又派為協助鄭萬鈞從事裸子植物。還是秦仁昌積累深厚,加上夜以繼日地工作,其所承擔的蕨類植物一卷即于當年的十一前夕出版。探明中國植物資源,編寫《中國植物志》是中國幾代植物學家的愿望,自從植物學本土化之日起,他們即致力于此。多年的期盼,延至1959年才開始落實,但整個工作進展緩慢。 

  1964年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的陳煥鏞赴北京親為主編,但進展也不大,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整個編寫工作陷于停滯,直到1973年才重新啟動,當然真正恢復還是1977年文革結束,終至2005年才宣告完成。20世紀90年代初王文采出國訪學,看到國外著名的研究機構所藏世界各地植物志,多是皇皇巨著,陳列在精制的書櫥里,而植物資源豐富的中國,植物志卻只有寥寥幾冊,見到如此情形,難免讓人汗顏。近年王文采舊地重游,目睹《中國植物志》也顯赫其中,毫不愧色,老人的心為之欣然。王文采所承擔的毛茛科的烏頭屬、翠雀屬、唐松草屬、銀蓮花屬等屬的編寫任務,1962年,發表了“中國毛莫科翠雀屬的初步研究”一文,文中發現了翠雀屬的原始群——短距翠雀花組,此組有4種,特產我國橫斷山區。該科最終也由王文采統其成,于1980年出版。在《中國植物志》的編寫之中,王文采還與孔憲武合作完成《紫草科》,出版于1989年;1990年又出版《苦首苔科》等6科;與陳家瑞合作《蕁麻科》,1995年出版。十多年后王先生回憶說:“能夠幾科同時并進,現在想起實在是膽子太大,因為這樣容易出錯?!敝赃@樣,實是因為在文革中,王文采始終沒有放棄其研究,學術積累甚多,需要釋放。 

  主持《中國高等植物圖鑒》 

  植物圖鑒是以一圖一說的方式,描述一種植物,屬基礎性的工具書,其應用較為廣泛,在基層工作中,藉此可以鑒定出植物的種類,明了其特性。例如中草藥新藥的發掘,若不懂分類學,每一種植物都拿去化驗分析,費時費力,往往功效不大;若有分類學知識,可以舉一反三,如某一種植物有藥用價值,其近緣的類群中亦可能有藥用價值,若懂得分類學,就容易找到好藥。故此類分類學之圖籍,自然為中國植物學家所重視。 

  1965年初,植物所分類研究室為了解決全國植物鑒定問題,決定編寫《中國高等植物圖鑒》一書,并抽調10位研究人員投人此項工作,由王文采負責。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整個國家遭受摧殘,正常的植物研究不能幸免于外。迨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中蘇交惡,有“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在準備打仗的氣氛之中,中草藥又被重視,全國各地興起編輯本地的中草藥之類的圖書。北京一家制藥廠與植物所合作開展河北中草藥的普查,江西也請植物所人員去南昌合作編寫《江西中草藥》,王文采皆參與其事。 

  1970年,由于各地編寫中草藥,不能定名的標本甚多,源源不斷地寄到植物所,請求幫助鑒定,引起植物所對《植物圖鑒》的重新重視,故重新啟動。許多在運動中被打倒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專家陸續返回,也安排在此項工作中,當時名之為“老中青三結合”,分類室的所有人員都投人進來,仍由王文采主持。全書共8,1000余萬字,自1972年開始出版第一卷,至1983年才出版完畢?!吨袊叩戎参飯D鑒》記載了我國高等植物中常見的、有經濟價值的和科學上有重要意義的絕大多數種類,近11000種(占全國高等植物總數的一半),其中9082種配有黑白線條圖。每種植物都有簡要的形態描述,地理分布,生長環境和經濟用途,并指出了與近緣種的區別。王文采作為第一主持人亦于1987年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此為中國科學的最高獎項,可謂是實至名歸。 

  《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的出版原委甚為復雜,其體例亦多變,對此王文采不無感喟,曾說:“《圖鑒》恰恰印證了陳煥鏞先生所言,是不三不四的東西?!蓖跷牟杀救俗?span>1965年至1975年,承擔了《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的蕁麻科、山龍眼科、毛茛科、罌粟科、虎耳草科(部分)、牛兒苗科、葡萄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等十余科的編寫工作。 

  樂于退休 

  在完成《中國高等植物圖鑒》和《中國植物志》之際,王文采已屆花甲之年。他并沒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雄心,反而感到疲倦。退休之前王文采擔任《植物分類學報》主編,1986年便向中國植物學會報告,要求在其1988年主編任期結束時,不再擔任主編之職。王文采推卸的是一些學術職務,這些職務在旁人或者以為顯赫,而在他看來卻是煩瀆,他鐘情的是學術,而厭棄的是人事,能有超脫塵表之機會,自然選擇超脫。我們說超脫,而不言逃避,因為王先生并不是放棄其分類學研究。他憧憬其退休后的生活是:沒有下達的任務,只想就分類學的小問題,寫寫隨紀之類的文章。每星期來所里二三次,隨意得很,充分感受自由的愉悅。這是王先生的高明之處,不是流輩所能及。 

  退休之后,王文采學術成就仍然不斷,這只是隨著過去的余勢,按興趣延續而已,不是刻意求之的結果。就是這種淡薄,更使他得到廣泛尊敬。1993年某個星期二,上班一到辦公室,洪德元就來告訴他,昨天所里開會決定推薦他為院士候選人。王文采說:“聽到這個消息,我首先是皺眉頭,以為將要付出不少時間會之類,至于有多么大榮譽,我絲毫沒有預知到。”洪德元便勸王文采千萬不要推讓,認為這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研究所的榮譽。后來王文采果真被選上,他一再說:對我而言,雖說是個榮譽,卻是一個精神負擔。 

  對于中國植物系統學研究將如何發展,王文采先生以其多年的研究所得及晚年所形成的世界眼光,為學科指引了方向。不僅如此,王文采先生還為后學做人與治學作出忠告,他說:“賢者有言,一個人到處分心,就一處也得不到美滿的結果;這樣的人若遇事不順意,豈足為怪?就好比航海遠行的人,必先定個目的地,中途的指針,總是指著這個方向走。當目標越接近,困難也就越增加,要把每一步驟看作目標,使它作為步驟而起作用。但愿每一個人都能從容地不斷沿著既定的目標走完自己的路程?!崩先说恼佌伣陶d,其實是其一生的總結,后學應奉為圭臬。 

誦讀人:植物所 系統與進化植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黨支部書記 賀超英(左) 助理工程師 孫斌(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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