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崇福:八十載回首

  

 

  作者:應崇福,著名物理學家、超聲學研究奠基人、聲學領域著名教育家,中國聲學學會第一屆理事長,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創建者之一,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

  出處:《應崇福院士八十華誕紀念文集》

  

  

  1945年抗戰勝利,我從華中迂回武昌,在武昌繼續教書,直到1948年,我靠華中大學對教足年份的本校畢業生所提供的路費補貼,和美國布朗大學提供的助學金,去美攻讀博士學位,以全A的成績3年后完成學業。本買好了8月的船票,卻接到美國移民局的通知禁止出境。學校研究生院的職工幫我在學校應用數學系的金屬研究室找到臨時工作,就是這個臨時工作讓我與超聲學結上了半輩子的情緣。

  工作的金屬研究室是應用數學系Truell教授開辟不久的超聲學研究機構。同物理系的超聲工作有別,Truell教授開創了自己的兩個研究新方向,一是發展高頻率,從幾兆到十幾兆乃至幾十兆,當時是絕對領先的;二是把固體作為研究對象。這個研究室逐漸發展,后來成為國際上頗具特色的超聲研究單位。我是在其創建不久參加進去的。事前在物理系沒有念聲學,現在倒要做超聲學研究。剛進去時的處境是,有國難回,有家難歸,不過隨后幾年還是做出了成績,是我豐產的年代之一。

  1955年年底我回到祖國,1956年來到北京,當年三月進入中國科學院當時的應用物理所工作,從而變成了北京人。在當時,國內很少有人知道超聲學,我沒有適當的工作條件。1956年國家制定十二年科學規劃,在諸學科中有聲學。馬大猷先生是主要參與人,邀請我參加。隨后籌備電子學研究所,聲學規劃落實在電子所內,馬先生和我各自帶兩個年輕人轉到電子所,組成聲學的研究部門。是這樣開始了多少年和大家一起的跌打滾爬。

  回國轉眼近45年,一直沒有離開過超聲學方面的研究工作。粗線條來說,45年中,工作上有過三次大起大落。

  在美國時我做的是窄狹范圍的基礎研究?;貒鴧⒓涌茖W規劃并目睹國內情況后,感到超聲學有一定用途,而國內幾乎是空白,于是放下了自己熟悉的基礎理論和實驗探索,和同事們一起,一方面研制超聲學的基本設備,一方面進行應用和宣傳。1959年在武昌召開了一次中國科學院的全院超聲學會議。院外的許多工廠和學校便提出異議,說我們不該搞封閉。于是1960年在上海又召開了一次全國范圍的超聲學會議。

  全國超聲學會議是成功的,但是闖出了亂子,在國內有些地區可以說是煽起了超聲“潮”。這種對自身估計過高的行動顯然不可能持久,而且物極必反的結果反過來損壞了超聲學的聲譽。至于我自己呢,由于在漲“潮”時表示不贊同,受到一定的沖擊。外界有人說我當時紅得發紫,實際上我在靠邊站。幸虧“潮”來時間不算很長,不過“潮”過后實驗室已是滿目瘡痍。隨后我曾作過一些努力,力圖讓超聲學得到應有的、如實的評價,在這過程中得到了上級有力支持。是黃金總會閃光,超聲學的一些主要應用,像超聲診斷、超聲探傷、超聲處理等等,仍然得到了發展。

  第二次大起大落是比較一般的。超聲“潮”降落后,從1961年末開始,我和我們的研究室受命承擔幾項國家任務,以超聲檢測為“兩彈一星”服務。工作還算順利,大部分任務通過鑒定,認可為完成。卻遇上“文化大革命”,個別工作受到影響。我自己則是大字報從住樓對墻貼起,沿樓梯一路鋪到居室門上,隨后便是住牛棚,一般性的“特殊”待遇:要吃早飯嗎,先在雪中列隊低頭站上一刻鐘請罪。風波總算過去了,但我失去了親人,這是無法彌補的。歲月一晃十年,那也是無法逆轉的。

  排除了四人幫,全所人員歡呼雀躍地參加了長安街上的游行隊伍?;貋碲s緊重新組織力量,重新考慮了研究方向。經過深思,我和同事們選擇了基礎研究,做了兩項系統性工作,取得了比較滿意的成就,獲得幾項科學院的獎章和國家獎,在國外也得到認可,同時又培養一批青年人才。20世紀8O年代是我和幾位同事比較愉快和有收獲的年代,這個時期的經歷也許可以算是大起中的第三次吧。

  進入20世紀90年代,科研環境起了變化。這變化一步步延拓到今天。我個人的感覺是:變化影響了我們這部分研究的安定。應當說,幾年來國內科技有巨大進展,特別是信息領域的科技及其產業化。我住在中關村鬧市,親身體會到了奔騰的巨浪。但是,我仍然認為,是否在同時或多或少地抑制一些學科及其基礎研究?在科研領域,是否可以多做一些對國內情況的深入調查、和認真公開的總結評價?是否可以多實施一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科學發展的一些理論問題,如學科的作用、基礎研究的性質、個人作用外的集體作用、突變和繼承的關系,是否可以要求多了解些?這里不是討論這些問題的場所,我自己也要在透明度不足的情況下多思考,所以不多談了。我只是就自己的生命過程,提出一點感受,即90年代對超聲學研究來說,卻是第三次的大落年,不是急落,而是階梯式的落,但總的落差不小。有人說該落,該不安定,我不敢茍同;研究人員應當,十分應當,正確改革,但為的是不落。

  目前,包括我在內的少數人在逆流中苦游。不過顯然,當第四次“大起”,我可能沒有機會參與了。

  八十載是漫長的歲月,是極端多事的歲月。1927年作為一個9歲小孩在武漢街頭目睹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1939年桂林日寇轟炸后的滿城大火;1954年在美國緬因州的驅車獨游;20世紀60年代早期在科大兼課,幾乎每次都要備課到清晨時的雞叫。眼前,窗外受洋文大廣告牌阻擋了幾年,近年因牌被拆而重現的黝黑西山。一件件的生離死別,一次次的跌宕起伏。這些,除眼前的外,已盡是往日云煙。

  我常想,人體真是個絕妙的機器。機器的每個部件,一工作就是幾十年(在我的情況是80年),在這幾十年里,不少部件從不敢休息,像心臟,它不能說請個假去打半分鐘的盹,人們真應該感謝這些部件的敬業精神,但顯然也要明白,如果有一天有一兩部件不得已告退,那也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大意外。另一方面,蠟燭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點完之前,它還可以點燃發光,有時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蠟油,只要燭芯還能站直,這個形態已變的蠟燭還可以點上一分半分鐘的。那么,何必不點呢?

 

  

  誦讀人:曹政 聲學研究所 支部青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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