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南山:一個院士的生命歷程

    

  作者鐘南山,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學專家,現任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國家健康科普專家。他長期從事呼吸內科的醫療和教學科研工作,專長為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其他呼吸道病,是中國抗擊非典型肺炎(SARS)和新冠病毒肺炎的領軍人物。 

  出處《南風窗》雜志,20036月出版 

    

  在我的生活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父親鐘世藩。父親早年留學美國,解放后是中山醫科大學的一級教授,著名兒科專家。記得我剛滿13歲那年,也就是194910月,在廣州解放的前夕,當時任廣州中央醫院(現廣東省人民醫院)院長的父親,憤怒地拒絕了國民黨南京衛生署讓他攜醫院巨款撤去臺灣的脅迫,義無反顧地留在了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父親熱愛祖國,醉心于醫療事業。50年代,國家還很貧窮,科研條件更是有限,父親為了研究乙型腦炎病毒,用自己的工資買來小白鼠做實驗,我們家也成了他的實驗室?!拔母铩睍r,他被“靠邊站”,還是癡心于他的研究,總結自己行醫數十年的經驗。寫成了40萬字的專著:《兒科診斷和鑒別診斷》。這本書曾先后再版了六次。1987年父親去世。他臨終前還念念不忘他的研究,常與我探討病毒與磁場的關系。父親常說:“一個人能夠為人類創造點東西,那就沒有白活。父親的教誨我一直銘刻于心。 

  我的中學時光是在華南師大附中度過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師曾對我說過的一段話。他說:“人不應單純生活在現實中,還應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沒有理想,會將身邊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懷;但如果有理想,身邊即使有不愉快的事,與自己的抱負相比也會變得很小。”他的話很樸實,卻蘊含著很深的人生哲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拿這些話來激勵自己。 

  也許是受父親的影響吧,1955年我考入了北京醫學院。我酷愛體育運動,在讀書期間經常參加田徑比賽,成績不錯。1958年,因我體育成績突出,被抽調到北京市集訓隊訓練,準備參加第一屆全運會。在全運會上我奮力拼搏,以54.4秒的成績打破了男子400米跨欄的全國紀錄。這也許是我五年大學生活中最光輝的一筆吧。正是由于注意鍛煉身體,為以后完成繁重的醫療科研任務打好了身體基礎。到現在我還堅持體育鍛煉,每個星期都要同我的研究生打一場籃球。 

  1960年我大學畢業,留在了北醫。從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間,我干過很多工作:先是當輔導員,后到放射醫學教研室任教,再后來到過農村,當過工人、校報編輯,還干過一年多的文藝宣傳隊。 

  1971年我調回到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當時是廣州市第四人民醫院。起初,我很想當胸外科醫生。醫院的老醫生卻說:“鐘南山已經35歲了,還搞什么外科?!苯Y果我被安排到了醫院急診室。因畢業后沒搞過臨床,在一次出診時將一名有結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誤診為“結核性咳血”,差點誤了事。此事對我刺激很大。從此我刻苦鉆研技術,廢寢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在八個月時間內,我寫下了四大本醫療工作筆記,體重也掉了整整12公斤,但我很快勝任了臨床工作。 

  為了響應周恩來總理關于開展慢性支氣管炎群防群治的號召,1972年,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成立了慢性支氣管炎防治小組,我參加了這個小組,從此開始了對呼吸疾病的系統研究。當時醫院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是個空白,我們從痰樣分析開始搞起。防治小組連一臺像樣的呼吸機都沒有,對于危重的肺病人,我們小組的同志就用輪流手捏皮球呼吸機的辦法,搶救了一個又一個“呼衰”病人,搶救成功率達80%。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小組的同志克服了很多困難,在呼吸疾病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978年,中國知識分子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我作為廣東省的代表參加了第一屆全國科學大會。我們小組根據慢支炎病人痰液的特點進行了中西醫結合分型診治研究,獲全國科技大會一等獎。1979年我們在原慢支炎防治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呼吸疾病研究所。當時地方不夠,我們就在天臺上搭了個棚子,做起了實驗。 

  也就是這一年,我抱著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強烈愿望,通過了國家外派學者資格的考試,獲得赴英國為期兩年的進修機會。 

  當時國家剛剛開始搞改革,百廢待興,經濟還不寬裕。為了節省經費,我們是乘火車去英國的。記得出發那天,正好是我43歲的生日。人生苦短,我們這一代人被文革浪費了不少時光。我渴望早日到這目的地,投入學習、工作。經過九天的長途跋涉,列車穿越蘇聯、波蘭、德國、荷蘭等國,終于在19791028日到達倫敦??墒?,按照英國的法律,中國醫生的資格在這里不被承認,因而不能單獨為病人治病,只能以觀察者的身份參加查房和參觀實驗。我的導師佛蘭里教授甚至說:“你在這里只能呆八個月,以后你要自己聯系到別的什么地方去?!边@無疑是給我興奮的心情澆了瓢冷水。那天晚上,我徹夜難眠;祖國科技落后,我一定要爭口氣。 

  我先是從自己身上先后共抽了600毫升血,做了近30次試驗,將呼吸實驗室里的一臺閑置了大半年的血液氣體張力平衡儀修好。接著就開始搞“吸煙(一氧化碳)對人體影響”的課題。為了取得第一手數據,我連續吸入一氧化碳并多次抽血測定濃度。當一氧化碳的濃度達15%時,我感到頭昏腦脹。有同事說:“停止吧!”我堅決要求繼續吸入,直至血中一氧化碳含量達到22%,這相當于一個人連續抽60多支香煙。我的實驗取得了滿意的效果,不但證實了弗蘭里教授的一個演算公式,還發現了他的推導的不完整性。那天,弗蘭里教授一下將我抱住,連連說:“謝謝你,謝謝你證實了我多年的設想,祝賀你有新的發現?!彼謫栁遥骸澳愦蛩阍谶@里干多久?”“你不是說只能呆八個月嗎?”我說?!安?!你愿意在這里干到什么時候都可以?!备ヌm里教授非??隙ǖ卮鸬?。 

  在英國的兩年間,我與英國同行合作,先后取得了六項科研成果。1981年我要回國時,弗蘭里熱情洋溢地致信我國駐英使館。他寫到:“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經與許多國家的學者合作過,但我坦率地說,從未遇到過一個學者,像鐘醫生這樣勤奮,合作得這樣好,這樣卓有成效?!蔽夷翘焱砩显谌沼浿羞@樣寫道:“我終于讓他們明白了中國人還是有值得別人學習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覺到做中國人的驕傲?!?/span> 

 

 

    

誦讀人:國家天文臺 周思彤,編輯部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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