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鴻烈:我深深眷戀著的青藏高原

   

  作者:孫鴻烈,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地理學家和資源學家,中國科學院原副院長,主持了我國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工作,為我國青藏高原科學研究躍居世界前列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出處:所慶《回憶回顧》之工作和生活掠影。 

    

  我在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期間,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組織并參加了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不僅對我個人有重要意義,而且在綜考會的科學發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 

  1960年中科院就組織了西藏綜合考察。這次考察是根據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學規劃進行的。當時隊長是綜考會黨組成員冷冰同志。1961年初我從沈陽林業土壤研究所調到綜考會就參加了西藏考察,當時讓我擔任學術秘書。從那時起,我就與青藏結緣了。 

  出發之前我看了一些有關青藏高原的資料,發現幾乎都是外國人寫的。解放前,英、瑞、俄、法等不少探險家都到西藏去過,而中國人卻很難進去。只有徐近之先生、劉慎諤先生在那里做過一點工作。即使這樣,大部分文獻也是記述類的,真正學術性的不多。中國人寫的第一批比較系統的科學資料是解放初期隨軍進藏的科學家寫的,包括李璞先生、李連捷先生、賈慎修先生、莊巧生先生等。還有一批文獻是1959年科研人員隨國家體委組織的珠穆朗瑪峰登山隊進行科學考察的報告,其中有王富葆先生等。所以,西藏乃至整個青藏高原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幾乎是一片空白。這引發了我深深的感慨和憂慮,也深刻感到了中國科學家的責任。 

  60年代初,我們主要是在西藏的中南部地區考察,包括日喀則、江孜等地區。記得當時對于考察的目的,在考察隊里還有很大的分歧。我認為對于科研來講還近乎于空白的地區首先要調查積累基礎資料,研究它的自然規律,了解它的氣候、土壤、植被、地質、地形等特點,搞清楚地帶性分布規律和區域差異,在此基礎上再試圖解決一些當地生產中的問題。但有的同志則認為我們的考察就是為解決當前生產問題服務的,比如地理方面的專業就是搞宜農荒地調查,看西藏有多少荒地可供開墾;地質、構造等專業就是去找礦?,F在想起來那時調查宜農荒地其實并非生產之需要,那時西藏的糧食單產還很低,首要的應該是把重點放在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上,把先進的科學技術介紹給農牧民,這恐怕是更實際的事。那時我率領一個小組在亞東,研究垂直地帶分布規律,竟被認為是路線錯誤。 

  這一年工作僅僅是開頭,沒料到1962年國家遭遇自然災害,中印邊界又打起仗來。遵照西藏政府的要求,我們的工作只好中斷,只能把兩年的工作簡單總結一下,寫了一批材料,比如《西藏的土壤》等。 

  對這個時期的考察,西藏自治區非常重視,軍區支持幫助也很大。那時我們的全部給養幾乎都是軍區供應,帳篷、汽油、大米、油鹽、干菜等一應俱全。我們到他們庫房里去買,取貨記賬,統一結算。當時西藏供應很困難,沒有對外的商店,只有內部百貨商店是供應干部的,我們每人有一張卡片,憑此購物。 

  西藏老百姓對我們也很好。農奴制是非常黑暗的,翻身農奴變成真正的主人,對共產黨十分擁護。我們去了,老百姓聽說是黨中央、毛主席派來的,非常熱情。我們當時需要民工、馬匹,許多同志不會騎馬,他們就一個個托上去,再一個個扶下來。有時過險路,趟水流湍急的河,他們都是一個個用手牽著我們過去,唯恐我們有麻煩。有一次我們幾個人感冒發燒,乘車返回日喀則,不幸途中又拋了錨,我們只好到路邊一個村莊去。村民們聽說我們是黨中央派來的,馬上給我們騰床鋪,并把配給自己的僅有的一點白糖、酥油拿來招待我們,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 

  1962年國家科委又組織制定了國家科技發展十年規劃,在北京民族飯店集中了很多人。我負責制訂青藏高原綜合考察的規劃,綜合考察規劃總的由綜考會主任漆克昌負責,朱濟凡、馬溶之等科學家都參加了。之所以要制訂這個規劃,是因為60年代初的考察未完成十二年規劃的目標,而西藏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均有重大意義,所以國家一直非常重視。 

  1964-1966年,我們開始對四川、云南、貴州接壤的地區考察,涉及到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地帶。 

  1966年到1968年文革期間,為配合國家體委第二次登山,又去了一批科學家到珠峰考察。施雅風先生、劉東生先生都先后參加了。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擾,這一階段的工作沒有能完成總結。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對基礎研究的關懷與支持下,我們在蘭州召開了一個學術交流會,由我主筆寫了《中國科學院1973-1980年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規劃》。 

  1972年,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成立了。1973年開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統地開始對青藏高原的科學考察,從此,青藏高原研究真正進入到科學發展階段。 

  冷冰同志仍舊是隊長,我是業務副隊長。一年后,他身體不好,第二年就交給何希吾同志了。我仍然主持業務工作。 

  這次考察,我的思想很明確,對西藏應該有一個全面的掃描,各種資料都要收集起來,填補空白,同時在此基礎上做理論探討。所以,當時隊伍規模很大,有50多個專業,包括地質構造、巖漿巖、沉積巖、地層、古生物、第四紀地質、地球物理、氣候、地貌、植被、土壤、冰川、河流、湖泊、鹽湖、地熱、森林、草地、農作物、家畜、高等植物、地衣、苔蘚、藻類、鳥類、哺乳類、爬行類、昆蟲等。到1976年,隊伍規模達到400多人,分成了4個分隊。 

  我參與了1973年到1976年的野外考察的全過程。當時環境之惡劣,設備之簡陋,其艱苦程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我記得1976年我們在阿里考察時,幾乎每天都要爬到海拔6000多米,這樣才能看到海拔高度變化后自然條件的變化。那時每走幾步都要停下來喘幾口氣。晚上宿營,也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幾乎每晚睡覺都頭痛。即使夏天也很冷,晚上小河都結了冰,每早都用棍子或石頭把冰砸個窟窿,再把冰水舀起來。水太涼,我們基本都不洗臉,胡子也不刮,甚至連牙也不刷。 

  吃飯是非常困難的事。我們規定科考人員輪流做飯,不管是隊領導,還是一般科研人員,每人一天。只有司機不做飯,讓他保持充沛精力開車。這樣,做飯的同志就比較辛苦,要早起,考察回來再累也要先做晚飯。但也有樂趣,每人各顯神通,南北風味,應有盡有。做飯必須用高壓鍋,否則做不熟。要做點可口的飯菜,很不容易。菜都是干菜,脫水白菜、粉條、咸肉、木耳什么的。有時改善一頓包餃子,就到野地拔野蔥,剁碎了,然后用罐頭肉混攪成餡。但中午這一頓就比較艱苦了,帶什么到山上都凍成冰疙瘩了,所以我們只帶從部隊買的壓縮餅干,渴了就到小河溝里舀點水喝。壓縮餅干好像是用豆面、面粉加上糖、鹽等制成,還好吃,但必須用水就著才能咽下。如果沒有水就每次咬下一點,用唾液將它混和,“斯斯文文”地吃。一條5公分長、2公分寬、半公分厚的壓縮餅干,都很難吃完,太干了。如果能碰到藏族牧民的帳篷,他們總是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喝酥油茶,吃糌粑,我們就把壓縮餅干給他們的小孩,小孩吃著也很高興。但是這種巧遇太少了。 

  交通也是大問題,在野外考察常常沒有路,遇上過河時,由于有些河床非常寬,過了一道水,再過一段河灘,接著又是水,選擇不好,車一下就陷住了。有一天中午,我們陷到了河中間,河底都是沙床,非常厚,越發動車越往下陷,后來大半個車輪子都陷下去了。車上帶的墊車的木板已無濟于事。天黑了,我們只好在河灘上睡覺,等第二天早晨河灘凍住了再設法推車。我們睡覺時河灘已凍硬了,就將三角形的帳篷支在沙灘上睡覺了,無法做飯,連晚飯也沒有吃。等第二天早晨起來,發現我們都陷下去了。原來沙子在我們身下都熱化了,每個人都睡在一個坑里。因為有帳篷底子包著,所以還不至于讓水泡起來。 

  由于強烈的高原反應,很多同志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遺癥,有的同志的牙掉光了,有的同志嚴重脫發,有的同志患了胃病等其他慢性病。而且科考隊員不僅流汗,犧牲也是時有發生的,梁家慶等幾位科研人員就是為青藏考察與研究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雖然條件非常艱苦,每個隊員卻都保持了樂觀的情緒、昂揚的斗志。因為那個地方未知的東西太多了,有了新的發現以后,又想去追索現象的原因,做各種理論上的推斷,然后又想去搜索更多的資料,再判斷。就是在這種循環往復中,給每一個科研人員以吸引力和推動力,拿現在時髦的話說就是驅動力吧!就是這個驅動力使得我們幾代科研人前赴后繼! 

  這幾年的考察在業務上收獲是很豐富的,考察隊把西藏自治區從東往西,由南向北,像梳頭發似地梳了一遍。但由于這個地區地域遼闊,交通不便,我們還不敢說對那里的資料已收集得很完整,對它的規律已摸得很清楚。但總的來說,還是收集了相當豐富、系統的地學、生物學方面的資料,同時對這些現象的形成、分布演化規律,做了初步探討。 

  1977-1979年我們集中3年總結。我的宗旨是,整理一套系統的西藏資料,像百科全書一樣,對西藏今后的建設和研究都是最基礎的資料。后來出了3443部書。比如《西藏植物志》是一種,但分5卷出版。每種植物有一段描述,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點,哪些是我們新發現的,等等。全套書完成,已是80年代了。這一套書使我國西藏第一次有了系統的、自然科學的研究結果。雖然談不上很高的理論水平,但總是第一次對西藏這個地區有了科學闡述,還是很有價值的,所以中國科學院給了科技進步特等獎,國家給了自然科學一等獎。 

  1979年我們醞釀開個國際科學討論會,請劉東生先生任秘書長,我任副秘書長。中國封閉了那樣久,聽說中國要搞一個青藏國際討論會,國際上反應強烈,很受歡迎,來了許多非常知名的科學家,很多長期搞喜馬拉雅研究的科學家都來了。 

  這次研討會的成果雖然只是填補空白的工作,但外國人長時期進不來,他們很想知道青藏內部的東西。這時我們拿出的這些研究成果,向國外科學家展示,引起了轟動效應。 

  我們請求鄧小平同志接見,他真的接見了。開了一個大規模的招待會,他坐在那里,每一個外賓都去握手。小平很高興。改革開放,中國科技率先向國外開放,中科院做出了成績,配合了改革開放的政策。 

  這次討論會開得很成功,出了兩本英文文集,一冊是生態地理方面的,一冊是關于地質、巖石方面的。 

  由于80年代初我就到中科院院部去工作了,不能再參加像70年代那樣長期的野外考察了,但是我從未間斷過對青藏高原的研究,而且幾乎每年都要去一趟??梢赃@樣說,青藏是我成長的搖籃,她不僅讓我收獲了科學成果,鍛煉了我的管理能力,尤其是使我養成了跨學科綜合思維的習慣。 

  青藏高原研究現在已經進入到深入理論研究的階段。在姚檀棟院士為首席科學家的帶領下,一批高水平、高素質的年輕人正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設備和最前沿的科學理論,活躍在青藏這個大舞臺上。作為老青藏科考人,看到一批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問世,新的科研人才不斷涌現,深感欣慰! 

  我相信,老一輩科研人員凝聚在青藏研究中的科學精神、奉獻精神、團結精神,必將會發揚光大,青藏研究必將取得更大成果。 

 

誦讀人:地理資源所 王捷,中國自然資源學會辦公室主任(正處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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