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女兒回憶郭永懷、李佩

 

作者:顧淑林

出處:《科學文化評論》第16卷第6

 

 與郭永懷先生的交往 

  1. 工作的由來  

  郭永懷的名字影響我的人生是1964年冬天的事。在那之前,他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的系主任,我是這個系的一介普通學子,只能遠距離仰望他。郭先生給力學系上課,我也沒有機會聆聽。郭先生還直接負責我們系的爆震物理專業,但該專業只收20名學生,清一色男生,我們女生就安靜地學別的專業去了。 

  1964年末,我們五年級第一學期將要結束時,學校通知說1965年有少量的研究生名額,我和幾個同學正商量是否報考,年級輔導員韓非平找到我說,你不要去報名考研究生,系里已經決定畢業以后你去力學所做郭永懷所長的助手。于是我沒有報名,也沒有太多的激動。由于家庭背景問題,我已受過不少折騰,所以對這個安排最終能不能成立,我并沒有過高的期望。 

  不久我隨高速化學反應動力學專業共50名學生的實習隊,離開北京到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做畢業論文。實習隊在大連住的時間很長,寒假以前就出發了,在大連過的春節。我在盧佩章領導的研究室做大型制備級色譜柱氣-固吸附分離規律的研究,這也是研究室任務的一部分。我們工作得很投入,早出晚歸,幾乎全部時間都在實驗室度過,到現在大化所實驗大樓燈火通明到深夜的景象還歷歷在目。 

  一直到7月上旬我們才結束工作回到北京。這時已經到了分配工作和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我拿到的分配通知單是到中科院力學所報到,果然如韓輔導員告訴過的。在填寫分配志愿的時候,我事實上并沒有對以前的說法太認真,所有的志愿都選的是外地和邊疆的單位。記得韓非平接過我的分配志愿書的時候,看了一眼我填的內容,微微笑了一下。8月底到力學所報到,力學所人事處張秀琴接待,說,你去郭永懷所長那里。 

  2. 1965年年底到1968年與郭所長的交往  

  1965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我和郭永懷所長的直接接觸極其有限。我們的談話只有三次。第一次見面,他要我用一年的時間學習英語,安排我到科大研究生院上英語課,還要我通讀朗道(Lev Landau)的理論物理學。我問他工作上需要我做什么,他說你讀完這些再談。他囑咐我集中精力學習,問我能不能30歲以后再結婚,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能的。第二次談話,我主動向他報告在大學學習量子力學的一些體會和疑問,這一次看來他很累,沒有打算詳細談下去,只是說,我們會有時間討論這些問題。第三次是在他的辦公室外面遇到,他問我為什么沒有坐在屋子里看書,我說我到11室去了,因為我同時是游雄領導的6405任務小組的成員,他說要坐下來,不要趕熱鬧。所有這幾次談話都是在我進力學所一年之內發生的。19666文革開始,不久我被正式通知調到11室。作為郭永懷所長助手的安排事實上中止了。 

  間接的印象莫過于從力學所同事口中談到的郭所長了。兩個方面的口碑至今不忘。一是他治學嚴謹,對浮華不實的學風深惡痛絕,某人在與他談工作時語焉不詳,被他當面嚴厲斥責。二是政治上他實事求是不跟風。當時三年困難時期的經歷記憶猶新,郭所長從來沒有在大躍進期間發表事后經不起檢驗的跟風言語,在所里備受尊敬。 

  郭永懷、李佩夫婦 

  3. 196812月傳來噩耗  

  1968125日,一個不幸的消息使我們驚呆了。郭所長乘坐的飛機在北京機場上空失事,那是一架伊爾14小飛機,機上的郭所長和警衛員都遇難了。 

  晚上所里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志去陪伴郭所長夫人李佩先生。他們的女兒在東北插隊,一時還通知不到,只有李佩一個人在家。 

  我們到郭所長家里,和李佩先生在一起,大家幾乎說不出一句話,屋子里的空氣像凝固了一樣。后來我們留在他們家里過夜,我和李先生睡在同一間房間。整整一夜我的神經緊張到了極點。我的腦海里不由自主地翻騰母親去世的慘狀,又回憶起盧賢均出事那天和盧賢均夫人度過的一夜,這些都剛剛發生在那一年的早些時候。我一邊默默地想,這個打擊太大太突然,李先生可怎么挨過這一夜,一邊準備著如果需要我為她做些什么,我可不能反應遲緩,一定要保證她絕對平安。就這樣,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一直到早上。那一晚上李先生完全醒著。她躺在床上幾乎沒有任何動作,極偶然發出輕輕的嘆息,克制到令人心痛。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李佩夫人! 

  據報道,郭所長的追悼會是19681225日開的,但我對此已經印象不深了。在我的記憶中永遠定格的一幕是開追悼會以前,我們到醫院向郭永懷所長的遺體告別。在醫院的一間不大的房間里,郭所長躺在一張單人病床上,一幅大白被單把他的身體從頭到腳蓋起。從修長的體形我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郭永懷所長,但是我們已經不可能見他最后一面。在被單的遮蓋下,依稀可辨他那在烈火突然遭襲擊中的身軀;在這最后的床榻上,他的手和腳都是蜷縮的,不能伸展開來。沒有哭泣,沒有言語,刻骨銘心的痛惜和敬意只有用沉默表達。 

  從此我徹底失去了在郭所長指導下學習和工作的可能性。郭所長離去以后我在力學所大院又工作了三年,為新建的七機部二院207所籌備車間;后來到離城70公里的房山,在燕山石油化學總公司研究院做石油化學工程師。1982年中國科學院招我回來加入新組建的政策研究室。1992年,我遠走歐洲荷蘭,在馬斯特里赫特聯合國大學的新技術研究所做高級研究員,200012月回到闊別9年的祖國。在1968年的時候真是怎么也想象不到,后來我竟然走了這樣一條人生道路。 

  4. 郭所長的教誨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  

  不論我走到哪里,在北京遠郊的大山溝,抑或萬里以外的異國他鄉,郭所長的教誨與期待,以及耳濡目染中他的為人治學的榜樣,從來沒有離開過我。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莫過于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幾位最優秀的人,得到過他們的關愛,受到他們的影響,他們成了我人生的楷模,郭所長是其中舉足輕重的一位。 

  我所敬重的郭所長的期待和信任,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對我以至我的家庭曾經非常重要。1965年是我們家極為艱難的一年,9月初,我父親顧準在中國社科院被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是全國少有的二進宮。我在第一時間即向力學所報告了這個變故,郭所長與我做第一次談話的時候不會不知道。所以這個談話和他對我工作的安排,對于處在無奈和凄苦之中的我的母親和父親,以及我的弟弟妹妹,顯然也是一絲溫暖與欣慰。記得到了文化大革命已經如火如荼的時候,我已經在力學所車間勞動了,還間接地聽說郭所長有話,不要隨便動顧淑林,我(指郭所長)有用?,F在想想,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極端的痛苦迷茫之中,是這樣的期待和這樣的簡單的話語,讓我心中的火光不滅。它們不準我消極、沉淪!它們指點我:生命還有更高一層的意義,任何人沒有權力在個人的困苦面前倒下。 

  在治學方面,我還想說兩句。郭所長短短的一句要坐得住,不要趕熱鬧,我記了一輩子,時間越長越覺得有味道。在我的業務生涯中,到國外機構就職是遇到的挑戰最為嚴峻的一次。那年我49歲,土生土長的中國學者,我的同事都是外國名牌大學的博士。英國籍所長懷疑我究竟能不能勝任。我破釜沉舟背水一戰,除了完成日常的研究課題,最大限度地抓緊時間彌補基礎理論的不足和提高英語能力,一年多以后我的英國藉所長驚異地問我,你怎么提高得這么快?我回答說,您一周工作多少天?一天工作多少小時?而我,一周工作六天半,一天工作14小時,秘密就在這里。同時我堅持像心中的楷模郭先生和我的父親那樣,任何時候都平實真誠地做事處人。在開始入所處于不利地位時,我做到放下架子承認不懂的就是不懂,后來即便在同事認可我的能力以后,也一樣地坐得住,不趕熱鬧,老老實實做學問。這來自郭先生榜樣的力量,也來自我所不能忘懷的北京101中學的教養和我父母家庭的教養。 

  到了2000年上半年,我所在的聯合國大學新技術研究所管理上出現一些問題,總部派代表到所里調查,根據群眾反映,大學總部決定任命我在該所的管理危機期間擔任執行所長,最終在2000年底我圓滿完成了這一段使命,結束了我的服務。我很欣慰通過我的行為為中國學者在這個重要的國際機構贏得了信譽。這段經歷清楚地表明郭所長的教誨給了我怎樣寶貴的精神財富。 

  與李佩先生相處二三事 

  1968年那個難忘的一夜以后,我與李佩先生在以后30余年中聚少離多,一直到我從西歐歸國,那已經是2000年底以后的事了。此后一直到她辭世,我們來往比較頻繁,她已經從我的導師的夫人變成我的導師。 

  30多年以后的李佩先生,頭發全白,身體枯瘦,可見1968年與1996年(她獨生女兒離世)的不幸帶給她內心什么樣的煎熬。在和李先生重新接觸后,我感受到熟悉和親切的是她更加理性的談吐,對人更加的體貼入微和更加包容的寬廣心態。 

  是李佩先生先找的我。大約在2005年,我接到李佩先生的電話,問:為什么不和我們聯系?我被問住了。的確,回國以來除了家人我幾乎沒有和任何人聯系。經過若干年的遠離,再回到既思念又充滿痛苦回憶的故國,我心理上有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同時和原來單位也有一些難處理的問題。我說,是我不好,我在自我心理治療,快要越過去了。我給李先生簡單地講了我的困境。 

  過了兩天再次接到李佩老師的電話,告訴我她已經和中科院某位負責人談了,還為我的事對有關單位提出了批評。這件事對我的震動很大,李佩老師平和的心態和關心他人的寬廣胸懷讓我感到羞愧。 

  不久以后我去她家看望李佩老師。時隔多年又來到老13號樓204單元。房間里的家具陳設依舊,他們的女兒郭芹已經去了。李佩老師依然淡定美麗,只是更加清瘦蒼老。她已經從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語教研室主任的崗位上退休,過著忙碌的退而不休的生活。她關心中關村的社區建設,組織中關村老年活動中心的活動,關心老科學家們的家庭困難,幫助周圍的朋友們,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從那以后我不時參加一點她在做的事,接觸多了起來,對李佩老師開始有了更多的了解。 

  她為中科院離退休老科技干部定期組織報告會。李老師曾經要我幫她聯系一個報告,題目是經濟結構調整。我還直接做了自主創新的報告會,參加了學風問題的報告會,等等。從這些題目上看得出,李佩老師雖然年紀大了,但眼光依然尖銳,絲毫沒有因為年邁而跟不上社會進步的脈搏。有一次我進到她的辦公室” ——她家里郭先生原來的書房,看到桌子上、沙發上、地板上堆滿了報紙和書籍,我窺見了她保持思想犀利的小秘密。李佩老師謙和地說,對不起,我來把沙發上的報紙挪開,又說,我保持閱讀,才能不落伍。 

  大約在2009年,一次李佩老師及幾位力學所的老朋友在我家小聚。閑談中,我講起我接觸到的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項國際合作項目,說起我的批評意見。幾天以后,李佩老師來電話,口氣帶著責備:你說的事情我問了他們(研究生院的領導),他們說的和你不大一樣,你去和他們談吧!我又小小地震驚。一來吃驚李佩老師那么認真:閑談中提到的事她都一定要去反映,還頂撞了一句:當時您也沒有問清楚呀。二來感到愧疚:和李先生對比,我的態度就消極多了。我立即與研究生院的領導約談,帶去了相關的文件,提出了幾點建議,談得很好?;貋砗蟀颜勗挼那闆r和帶去的文件同樣送交李佩老師一份,這次她很溫和了。 

  我很認同2003年《科學時報》的一篇訪談,訪談引用了她的學生和同事對她的反映。和他們一樣,在我眼里的李先生學兼中西,有很高的知性;對我們——猶如她在研究生院的工作中對待同事和學生——嚴格而從無疾言厲色,有尊嚴而絕無傲氣。她從不長篇大論,任何時候都仔細傾聽。她對自己做的許許多多的事看得很平淡,很少提起,談話進退全都出于慈愛和責任。我問她,經過了那么多事,您怎么扛過來的?她的回答再簡單不過:我沒做什么;活著,就要做一點有益的事。 

  正是在2006—2010年前后,這位我從郭所長夫人開始接觸的李佩,在我的心里升華再升華,從師母變成了老師。那是一個社會上彌漫著奢華附庸之風的年月,李先生沒有錢,沒有權,她說,到中關村大講堂講課,我們沒有錢,頂多一束花(后來我知道那束花還是李先生從自己工資中掏的錢),可是我們愿意為她努力的事業做事,我們敬她,愛她,從為她工作和與她相處中汲取生命的能量。 

  我的這兩位老師——郭所長和李佩老師,有著共同的氣質,他們是老一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典范。雖然他們的出身不同——郭所長來自山東的農村,李老師來自北京的世家,但他們都具有兼學中西的長處,融會了古典與現代、西方與東方的營養,他們一樣的寬闊而謙和,高潔而平實。他們同樣地摯愛祖國和人民,科學救國是他們孜孜以求的理想。郭所長當年為了回國不受阻撓當著美國同事的面燒毀手稿的事在力學所早已廣為人知,多年以后李佩老師的一句話,我們年輕的時候出國是為了回國,也同樣振聾發聵。 

  談談郭先生犧牲以后的李佩 

  20世紀60—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政治運動中,李佩受盡折磨,前后被隔離審查達六年之久。在嚴濟慈和郁文的關懷下,她于1976年調回北京,1978年出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外語教研室主任,時年60歲。她的品格和學識一直要等到將近退休時才得到用武之地。 

  李佩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持英語教學的十幾年,是她工作生涯中最有聲有色的時期,她的同事和學生能講出許多感人的故事,可惜我不在場。我看到的李佩老師是從崗位上退下來以后的年月,她的品格同樣地在平淡中發光。

   

    在我整理李佩先生的這一段經歷時,常常感到痛徹心扉的惋惜。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極其濃厚的家國情懷,他們不論受到過多少整肅,一旦解除審查能夠工作了,就拼命地干,李佩和其他許多人的經歷都是例證。每當我回顧李佩先生的這段歷史,心里都不由自主地說,對不起,李先生,讓您受委屈了。我想,我們一定要從歷史上的錯誤舉措中吸取教訓,那些舉措傷害了我們事業的中流砥柱,耽誤了許多人的大好年華! 

   1. 開創應用語言學 

  1977年底,中國科學院決定全面啟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的工作,請李佩籌備外語教研室并任教研室主任。 

  新建立的外語教研室只有三位教師,教英語的只有李佩一個,但研究生院第一年已經有800多名學生。于是李佩四處尋找英語教師,將一些在運動中受沖擊離開大學的教授請到外語教研室來,她還四處奔走解決他們的生活和待遇問題。 

  李佩通過各種渠道招聘了一些外籍英語教師。在與外籍教師瑪麗(Mary Van de Water)的交流中,李佩了解到了TOEFLGRE的考試情況,率先改進了國內英語教學方法。為了長久解決研究生院的師資問題,李佩創辦了師資研究生班(圖2是李佩在研究生院上課)。由于李佩注重在科學知識與外語教學的結合之中來設置英語課的內容,國外的專家們稱李佩開創了應用語言學。 

  說起考試現場,有一篇回憶文章這樣描述:李佩走進考場,在黑板上寫下 “HONEST”(誠實),隨即轉身走出教室,直到考試結束。請設想一下,這樣的信任,這樣的托付,考生們會作弊嗎?有作弊的氛圍嗎? 

  2. 殫精竭慮 服務社會  

  李佩離休后,過起了離而不休的生活。她依然站在研究生院英語教學的講臺上直到1999年,同時她辦起了每周一次的中關村專家講壇。講壇內容涵蓋極廣,不僅包括時事政治、科普、健康,還包括古代文學、文化藝術、社會科學與法律。這些高質量的講座吸引了很多離退休老人,也吸引了中關村的年輕人。 

  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學院科技翻譯工作者協會成立,李佩共組織了十多次全國性的科技翻譯討論會。會刊《中國科技翻譯》于1988年創刊,榮獲 “1990—1993年度FIT最佳國家級翻譯期刊獎。 

  李佩還與郭慕孫院士的夫人等組織了中關村老年互助服務中心。除了為退休學者舉辦醫療保健講座,提供醫療咨詢和義診外,還成立了英語班、中老年電腦學習班、老年合唱團、老年手工制作、古琴學習班,舉辦各種展覽。在她的帶動下,中關村社區的離退休學者們有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她關心錢學森夫婦,關心錢偉長夫婦,關心郭慕孫夫人,關心任何一個在她周圍甚至與她不期而遇的人。李佩說: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過好每一天的生活,盡可能為大家多做一點事。我沒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幫助周圍的朋友們,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點。 

  李佩的晚年使人不能忘懷的另一個方面是她向社會捐贈了自己的一切所有,她捐出了郭永懷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捐出了家庭所有積蓄60萬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以此為基礎分別設立了郭永懷獎學金。李佩逝世后的一次追思會上,郭傳杰說起此事,2008年李佩與他聯系要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捐款,郭傳杰派了人去李佩家。后來他派去的人說他是哭著走出李佩家門的,因為那30萬元中有些小票子,顯然李佩把家中能夠搜羅的錢票都放進去了。 

  其實,郭永懷李佩夫婦的社會公益捐助行動可以追溯到1965年。是年一月郭李夫婦把在國外的積蓄和回國以后認購的經濟建設公債共約五萬元人民幣捐獻給了國家。他們在給中科院領導的信中說:這本是人們的財產,再回到人們手中也是理所應當的。力學所黨委為郭李捐贈之事還特意向中國科學院黨組作了正式的報告說明。郭永懷獲得的兩彈一星金質獎章重一斤,她說捐就捐了——這使我想起了居里夫人把獎章給小孩玩的故事,這些偉大的人共同的特點是對金錢和物質財富普遍的輕視。 

  在我認識李佩先生的半個世紀中,我感受到她的境界在個人的經歷和悲苦中升華。早年受到隔離審查,周末還要從合肥趕回北京照顧小女兒,常常拿個小凳子連夜坐火車奔波在合肥和北京之間,甚至一度有自殺的念頭。然而,到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幾年,我感到她換了個人,超凡脫俗,高大寬厚。她博大、睿智、深刻、謙虛,關心任何人而從不自大。我們,她身邊的人,不時想念她,心向著她。后來想想又覺得有意思:她沒錢,沒權,可是為什么我們覺得她有一種吸引力呢?因為她有一種滲透人心扉的能量,我們不時地需要靠近她來充實自己。郁百楊(郁百楊是位導演,《愛在天際》的作者,較晚才認識李先生)說過一件事,他曾經送過一條圍巾給李先生,之后每次郁百楊去看望李先生,總看到李先生圍著那條圍巾。這不是因為那條圍巾有多么金貴,而恰恰是李先生通過細枝末節表達出來對人的尊敬與關心。 

  那么,推動李先生在高齡之下不斷升華的力量來自哪里?我的體會,一是來自家國情懷。李先生和郭先生一生不敢懈怠,期盼用自己的力量多多少少實現一點點齊家,治國的大目標。我在別處還補充說過,郭先生和李先生的品德除了家國情懷,還應該加上人文關懷。他們愛人,親近人,是一種中西合璧的情懷。 

  這也使我聯想起馬克思在17歲時寫下的中學畢業論文中表達的:如果一個人只是為自己而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 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推動李先生在高齡之下不斷升華的第二個動力來自愛的力量。她說過,愛一個人,就要像他一樣。我們看到,李先生愛郭永懷愛得刻骨銘心,在郭先生離開我們以后達半個世紀之久,她一直在銘記、守望、追隨郭先生的事業和品德。李先生在愛的力量之下,完完全全換了一個人。 

  李佩觀看《愛在天際》音樂劇時有一件軼事:劇情中有一句臺詞,扮演李佩的演員對扮演郭永懷的演員說,你不回來我不老,此時全場默然良久。當我聽到這件軼事,禁不住眼含淚花。 

  2016年在山東榮成市,青島電視臺找我談郭永懷和李佩先生。訪談的最后,主持人問:你能不能用一句話概括郭先生、李先生的一生?我回答:偉大寓于平凡??!的確,這就是從郭先生和李先生的榜樣中我所感悟到的人生的終極意義。 

誦讀人:生態環境中心 離退休第一黨支部書記 張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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